此刻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人民医院，时间是下午二点多。

图一是登记今天义诊要完成的病人 

图二胡强夫妇负责登记他们自带的表格:有否家族史？以前吃什么药？现在什么感觉？共24项。 

　　图三王坦教授协作玛丽莲·劳琳女士，唐·弗莱彻、 安妮王女士，聂文洪等，分四组，按表格顺序，一一为病人填表分类(4、5、6、7、8种)。

图四是蒙族的83岁的蒙族大爷，他的儿子双福站在一侧。

　　他的病症是心动过速，头痛。

　　现在外面叫号14号，有人在喊杜医生、杜医生，所谓“杜医生”是此团长、心脏病专家约翰·杜卡斯先生。

　　如此这般医院三层摆开了五个摊点，分别初诊后分流到杜卡斯医生和本院胸外科医生王庆顺医生，谷世安医生处。

　　这是一个热烈的场面，因为病人来自各个族群，因而杜克斯医生旁要坐二个翻译，一个蒙语翻译，两个英语翻译。蒙语翻译要把蒙族病人的话翻成汉语，二个英语翻译中红梅是杜医生的同事，刘奕是中国友协的，她俩负责把蒙语翻译翻成的汉语再用英语翻给杜卡斯医生。

　　我来不及现场去采访谷世安医生，他是加国呼吸道方面的专家。

　　但开诊前，加国医生杜卡斯与蒙族医生王庆顺的对话，很值得重复一遍，从某种层面上来看，白求恩与中国百姓的对话，正在以新的方式交流到了这个北方小城。

　　王庆顺:你们一年有多少例心脏手术？

　　杜卡斯:有近800例。

　　王:你们一个支架多少钱？

　　杜:1381元人民币，他秀出手机换算结果。

　　王:你们有几个主刀？

　　杜:7个男医生，2个女医生，你们呢？

附活动现场图：